盐运西街，安静地隐身于繁华的惠福东路与西湖路之间，恬淡、舒适，与今天一般的旧街巷并无不同。可是300多年前，此地远不像今天所见的这样平静，这里曾经是清政府专营两广盐业的所在，每年全省的盐商都须来这里向盐运司衙门申请特许经营资格。我们如果再往南走一段路到达天字码头，从那里向南岸望去，在鸭墩河和珠江的交汇处，大概就是今天海印桥桥底的地方，就是全省食盐的配运中心——东汇关。从广东各地盐场征收的食盐都须先集中在这里，再从这里转运至南方诸省。一度，持有政府特许经营资格的盐商雇佣的大小船只云集于此，川流不息的艚船意味着给清政府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在清代，广东一年从盐业专营中抽取的税收折算成白银高达30万两以上。对于清政府而言，这项税收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收入来源。为此，清政府实行了高度垄断的专营制度来保障这项丰厚的收入，确保整个盐业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运作。

在平南王入主这座城市后，他发现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麻烦，不仅仅是读书人以群聚在寺庙的方式来昭示不合作的态度。更直接的冲击，是底层的人民因为战乱而流离失所——以商人最为显著，经过长时间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烟消云散。而供应链的断裂导致某些特许经营的商品处于一直失控的状况——比如盐。但此时他并不打算花费足够的耐心与精力渐进地恢复生产流通秩序，而是采用了一种更为直接与粗暴的手段进行干预。他安排自己的长子尚之信掌控广东的盐业，通过亲近的人把持着这些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依托于他在广东地区的权势与雄厚的官方资本，很快，盐业以及其他手工业的生产和流通得以恢复。而另一方面，他从中得到的好处是获取巨额的利润——这足够他在南方地区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此时的南方还有零星的游击部队进行抵抗活动。以及利用各个流通环节的暴利篆养起一个效忠于他的食利阶层，他需要利用这个阶层巩固与扩充他在广东地区的权势。

清代的盐业专营制度苛刻而严密，那些获得特许经营权的商人，从盐运司领取了年度的销售任务后，就必须遵循严格的限制：从哪个盐场得到配额，在什么区域销售，在什么时间段内销售，哪个环节应缴纳什么税种，所有用于运盐的船只一律标上记号…任何逾越这些规定的商人，都会被视作违法贩卖私盐，轻的会被取消特许经营权，重的要面临牢狱之灾。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盐业运作在政府所控制的范围内——尤其是利润。可想而知，这样一套以行政分配为核心的专营制度在商品定价上一定是僵化且偏离实际的。在100年后广东的东莞地区，食盐的官方售价达到23.9文每斤，而同时在当地流通的私盐的价格大概是4.5文每斤，前者是后者的5倍多。事实上，民间自发的食盐贸易自清朝建立之初直至灭亡，从未终止过。

平南王的亲近们自从强势介入盐业生产与流通后，似乎从未考虑过要遵照制度行事：朝廷离他们太遥远，而暴利近在眼前，为何要舍近求远？他们绕开政府特许经营的一系列繁琐规定，直接控制从盐场到贩运整个过程，将原来应该纳入政府税收的利润收归囊中。这个食利阶层既排斥民间的自发贸易，也在侵蚀着清王朝的税收空间。他们在短期内迅速膨胀，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我们如果有幸被允许在当时的府前路一带转转，也许可以欣赏到尚公子专供自己游猎而修建的豪华鹰房、珍禽园等等当时贵族们流行的玩意。甚至后来有一位刚到广东上任的盐政副官与他发生了争执，这位跋扈的公子公然威胁他：

“你刚到这里，就处处和我过不去，我一刀砍了你，皇上也不能把我怎样！”

对于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着的微妙变化，平南王早就有所察觉。他的第七个儿子尚之隆在顺治皇帝在位时就与和顺公主订了婚，婚后被晋封和硕额驸，后来一直在北京居住。能与皇族联姻固然可以提升家族实力，但他很清楚额驸留在北京，也是对手握重兵，远在千里的王爷的一种牵制。二子尚之孝跟随他征战广东。而那位跋扈的尚公子，原来在顺治时期已经派入皇宫担任侍卫，此后一直以酗酒和坏脾气而闻名。康熙皇帝亲政后，平南王因为自己年龄太大的原因，请求让他回广州辅助自己处理军务。又过了两年，平南王请求回海城故里休养，留下尚公子继承爵位镇守广东。这一年，他已经69岁了。对于一个长期征战在前线的将领来说，这个年纪要完全掌控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部队，已经力不从心。

平南王忧心忡忡，他知道即使他再捐出一座庙，佛祖也不能允许他在极乐世界里还保有对俗世的一切权威。俗世的权威只能通过俗世流传。他思虑再三，决心求助于当年曾经投身海幢寺的前朝谏议官——澹归今释。

澹归上人在海幢寺受天然和尚点拨后，在寺里修行了10年。后来游历到丹霞山，在丹霞山修建起自己的门庭——别传寺，之后一直在丹霞山修行讲道。就在平南王上奏要返回家乡的那一年，一位友人托人送给澹归上人一本笔记，他翻开笔记，笔记中记叙着这样的故事：

“…

圣上考虑我是三朝老臣，为朝廷立过大功，所以同意了我让儿子代我处理军务的请求。我现在年纪大了，想回顾一下我的一生，编撰成书，作为子孙们世代效仿的典范。

…

我姓尚，叫可喜，字元吉。祖辈居住在河北衡水，后来全家搬到辽宁海州。十八岁那年，我跟着父亲住在辽西，母亲带着其他家眷住在辽东。那年三月，满人攻下了辽阳，我的母亲，兄弟，嫂姪和其他家眷都失散了，我悲痛万分，和我的父亲流落到松山，相依为命。

…

我的父亲投靠了王化贞元帅的部队，他推荐父亲加入毛文龙将军率领的东江游击兵团。后来满人又攻下了广宁，关外一片混乱。我想入山海关，但是守关的人认为我是满人，不肯放行。我只能掉头返回，差点活不下去。为了求生我参加了海军，暗中打听我父亲的消息。后来听说毛文龙将军带着部队退入朝鲜皮岛，我一路找过去，终于和我的父亲相聚。…我的父亲在进攻楼子山战斗中遇到了埋伏，在突围中阵亡。失去父亲对我来说是沉重的打击，我痛哭不已，后来毛文龙将军把我父亲的旧部属都交给我统领。

…

毛文龙将军被害后，黄龙代理游击兵团统帅的职位。他对下属很苛刻，大家都不喜欢他。不久军中发生了叛变，几个副将来劝我一起投靠满人。我大声呵斥他们，并把带头叛变的十几个人全部斩首，震动了全军。叛乱很快平息了下来，黄龙因此对我刮目相看。

…

登州兵变后，我从旅顺出发，带精锐部队追击登州兵团。黄镇也从旅顺调遣五千精锐协助我，我们一直追击到獐子岛，相持不下。我让信使提醒黄镇旅顺城内兵力空虚，注意回城驻防，但是他不以为然。登州兵突然从港汉登陆，直接到沈阳请来援军，袭击旅顺。旅顺城内兵力不足，黄镇战死，旅顺陷落。我的两位夫人为了免遭侮辱，携手投海自尽，家中几百家眷都投海而死，没有幸存的人。我赶到三山岛的时候听到了这个噩耗，只能隔海对着旅顺痛哭流涕。

…

旅顺陷落后，我一直担任三岛的副将，但却得不到粮食接济，后来驻兵广鹿岛。广鹿岛原来的守将很不高兴，在总兵沈世魁面前说我的坏话。沈是上次岛兵哗变的幕后主谋，一个阴谋家。几个岛将一起在他面前诬告我，他下令让我到总兵营见他。那会我的部下都强忍着失去家室的痛苦，又没有粮食接济，进退不得。可是我毫无办法，接到命令就从广鹿岛出发。到长山岛的时候遇到大风，无法前进，但是沈世魁却催得越来越急。我的密探告诉我沈世魁做好了诛杀我的准备。我对天长叹，参军十一年里，我的父母妻儿纷纷死去或者失散，我一生为朝廷杀敌平叛，最终却落得城破家亡的下场。现在大权在沈世魁手中，他只需用只言片语在朝廷上诬告我违抗军令，就可以就地诛杀我。大丈夫有平定天下的志向，怎么甘心葬身在这样的人手上！

…

我派密使和皇太极订立盟约，到第二年元旦攻下了广鹿、大小长山、石城、海洋五座岛屿。摧毁了游击兵团的海上基地，把当时诬告我的几个岛将全部俘虏。皇太极见到我时很高兴，像兄弟一样看待我，马上任命我做三岛副总兵。后来攻占石城岛后，有些将领提议屠岛示威。我说石城既然归顺了，石城人就是自己人，怎么能杀自己人。但是他们还议论不休，我愤怒地对他们说：“要杀石城人先杀我！”这事才得以制止。

…

皇太极继位后第十年，改国号为清。这年五月，我带兵进入雁门关，攻打代州，斩首七百级，皇太极封我做智顺王。五年后围攻锦州城，我和郑王肃王轮流带兵攻城，洪承涛的部队全军覆没，祖大寿献城投降。顺治元年，我跟着多尔衮进入山海关，和吴三桂一起大败李自成部队，攻入北京城。同年十二月攻下延安。第二年三月，和丰顺王攻下郧阳、荆州、襄樊，和英王会师南京，然后攻下九江。第三年八月，和恭顺王、怀顺王、噶喇额真蓝拜攻下湖南。

…

第五年十二月，广东总督李成栋叛变，第六年四月，顺治皇帝封我为平南王，让我带自己的部队和靖南王一起攻打广东。

…

十二月攻下南雄。第七年正月攻下韶州。二月四日攻下从化。二月六日围攻广州，杜永和拒绝投降，我们围城到十一月才攻下了广州。

…”

澹归上人读完后，内心深处是怎样的波澜，今天已难以揣测。或许历经多年禅修，他在直面人性的时候，已经洗刷掉青年时代的激愤，得以从更超脱的视角去观望世俗。杀戮有止，功德无量。佛陀可以舍生取义，他为何不可为王爷立传？即便看透他的虔诚下夹杂着浓浓的功利心，但是要在俗世找到一个可以立为功德标杆的人，他却是不二人选。而二人同为明朝旧臣的身份，又为这份请求蒙上了一层暧昧的色彩。最终他亲自执笔，将故事内容编入王爷的传记中，名《平南王元功垂范》。